怀念我留学日本的保证人

在日本，在一天天一年年的匆忙过往中，对于架在这种平淡无奇生活中两头的残酷和精彩，能够切身感受的时候其实并不多。我对于出门在外谋生无论如何都遮挽不掉的那一份残酷的意识，是在20年前我初抵日本，同我的保证人植田延良先生见的那第一面时他给我印下来的。是他拽着我来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开头，让我以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了我在东瀛的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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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来日本的第二天。一大早，先我在日本留学的二姐领我去日语学校参加了分班考试。我交出了即使是算到现在也是我平生以来的唯一一张白卷。考完试，我们就一起去位于东京都内最好的地段之一的千代田区饭田桥的保人的公司见保人，一个非常精明的、60多岁的、从事印刷行业的东京商人、我二姐以前的老板。因为我不会日语，更不懂日本场面上的任何规矩，所以这个见面极尽直接。保人拿出他早已帮我起草好的保证书，让二姐翻译给我，首先我要保证不得做任何违反日本法律的事情；其次如有难事，可随时找他商量，但不管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开口向他借钱；最后是要努力学习，如果这一年考不取大学，必须在签证到期前回国。在确认我完全理解并认可之后，他又去复印了两份，让我一一签字，除彼此各执一份之外，第三份由他寄回给我远在国内的母亲。临出来时，他送给我两张已用了一半的电话卡和一句来日受用于我整个留日生活中的提醒：“日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你要小心不要学坏。”当时我太小，不是很通事理，也不知好歹，从保人公司出来时，见他之前的那份对他的由衷的感激纠缠成了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经济上的困难早在准备出国时就跟过来了，此刻更是身无分文。虽暂且可不急着还二姐给我垫付的头一年的学费，但吃住和下一年的学费就只能靠自己去挣了。可我却连最最基本的语言都不通，根本就找不到工可打。保人又一次帮了我，收我在他自己的大楼里做清洁工。这幢我后来扫了两年多的大楼的全貌、甚至里面的每一个布局和摆设，在十几年后依旧那么轻易清晰地就跳在了我眼前，好像一个我已呆过一辈子的地方。

　　这是一栋紧邻饭田桥车站、命名为“植田ビル”的九层高楼。一层是保人经营的叫做“大林堂”的会社，二到六层又分别租给了五家经营着五花八门业务的公司，最上面三层则住着保人夫妇和3个儿子。每天早晨我需在他们上班前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打扫完一层的大厅过道、整个电梯间、二三四五六层里面的办公室、七八九层外面的亭子间以及全楼的7间厕所，最后还要把包括保人自家的所有垃圾都理清分好类再送到指定地点，此外每周五还须把大楼外面的九层楼梯清扫一次。活儿虽多，但简单也不需要日语，扫完地还能赶上去上课，且工资基本能够吃住。我忍不住掩嘴。

　　可实际一做，在国内很少动手干活的我，虽一刻不敢停，使尽浑身蛮力，但两个小时根本干不完，终是顾此失彼洋相百出。本来就有些神经质的保人夫人和三层一个眼睛很大的客户尤多微辞，玄关的玻璃门上有手印了，办公桌没擦干净了，厕所的纸放得不够了之类的怒言每天追着我。这当中，除去自己确实笨手笨脚不会干活外，也有语言和紧张的原因，常常听不懂对方叽里呱啦的要求，也不知该怎么去问。保人替我罩了很多，才算没被开除。但他还是打电话叫我二姐过来，让她一句一句给我翻译他对我扫地的指示和要求，并让二姐领着我从上到下把大楼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然后，当着我们姐弟的面，保人先是画了一个长长的减号，说本来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是希望我能有所改进提高的，结果还不如不告，以前会的也不会了，全成了负数。之后又写了一个大大的“巧”字，言道这回汉字总该是懂的吧。一旁的保人夫人还直突突地问二姐她这个弟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令我们姐弟极为难堪，甚至屈辱，却只能低眉。因为当时连话都不会说的我的确需要这个饭碗，而且也的确是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也更干不了别的工作了。经济和精神的压力双重袭来，没有退路，硬着头皮继续着出来闯世界的这第一份工作，还附带着每天早晨满身大汗脏兮兮地赶着点冲进教室、坐在干净整洁的港台韩国东南亚同学中间时的尴尬，以及课上实在撑不住睡过去又猛然醒来后的羞愧。还好有年轻健康和没心没肺，终究晃晃悠悠挺过最为艰难的这不长也不短的一段。此后我更加知道努力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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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的日语一天天多了起来，还和好几个客户差不多成了朋友。保人给过我几件他穿过的但都是干洗过的衬衫，确实在我初来捉襟见肘的那一年顶上了事。他还让我每周至少一次在扫完地后去他那里汇报一下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我们每次的交流从来都是有些障碍，我至今都没搞明白是他那时已经开始耳背，还是我的日语有问题，抑或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道上的人，总之他总是不能一下就听懂我的话，而我又不好过于大声地对着他讲话。倒是他的助手堀内先生每次都会很乐意地凑过来把我刚才说过的话再给保人转述一遍。日子久了，堀内这个被我偷偷封为保人“管家”、得过好几种癌却仍然显得那么健康精神的白发老头倒成了我很好的一个聊天伙伴。保人的公司很小，除了他和堀内，保人夫人和小儿子也都挂名在这里。听堀内感叹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这间战后保人从其父母遗产中分来的“大林堂”曾最大做到过有十几个雇员的规模，可到现在裁得却只剩下他这仅此一个的外人了。

　　堀内“管家”毫不掩饰他对保人神经质夫人的不待见，只要她前脚一进来，堀内后脚就连借口也不找地离开。后来我又发现整条饭田街的邻里们也都不喜欢这个身体和心理都不大健康的老江户女人时，也就不再去记她对我两年多的喋喋了。保人的大儿子是个建筑设计师，在涩谷开有自己的设计所，一家4口住在七层。他和太太每次见了我都会很平等很客气地打招呼，还经常停下来和我聊会儿天，显得情情义义的。二儿子是东京一家大医院的外科大夫，绝对的高收入，年过40仍独身，据堀内说，这个天天拿刀子的人也天天去六本木银座这样的地方花天酒地，我不知道是否属实，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道。应该说植田家的这老大老二还是很优秀很给保人长脸的。

三儿子老宅在家，最常见到。记得那天我汗如雨下拿着拖把见到清清爽爽的他第一眼时，脑子里登时闪出的就是鲁迅形容少年闰土的那句“他的年纪和我仿佛”，只不过在此时东京的天空下被描述者和描述者的相互关系却现现实实地掉了个儿。这个令我当时稍感纠结而多年后又令我内心完全释然甚或自豪的照面我一直都没忘。比起他母亲，他还是会礼节性地和我打招呼，只是从来都是目光直直地翻过我、又面无表情地迅速闪身，让我多次不得不疑惑我们若在他家以外的地方碰面，他可否认得出来我。而且，很奇怪，不论是在我日语一句都讲不来的最开始，还是到我日语已经说得很溜了的后来，在我们两个本该能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同龄人之间，却从来都没有过哪怕是有一个完整的主谓宾的句子的交谈。但我其实很早已明白，我应比他强，也能强于他，这是并不自信的我给彼此的一个定论。堀内“管家”曾私下多次跟我表示出对这个三儿子的无限鄙夷，抱怨他年纪轻轻就在吃父母，每天什么都不做。我也确实是经常看见在公司里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跑前跑后，倒也是一身工作服的这小子却自顾自坐在那里不吭不哈地在看着什么，更多时候则是无影无踪。堀内很是欣赏植田家大儿子，说他善良勤奋自律，让我忽然发现我们两个年纪文化民族都不同的人在关于人的优良品性的理解和判断上给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禁不住在想这该是人的一种对美好事物向往的共性吧，与民族文化都无关。只是有一点我曾很奇怪，植田家三个儿子不管成没成家怎么还都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在日本还非常少见。又是白头发的堀内一语中的，“很简单，他们就是在等着社长死，好平分这栋楼”。因果关系反应过来后，我忽然第一次并非假惺惺地替这个和我父亲同年的保人感到不易。这么大年纪了，却仍得拼上老骨头去维系支撑着这个家。婆媳关系可以想象地早已冻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他每天早晨站在大楼外面等着下来去上学的孙子孙女、见这一天里唯一的一面，也让街坊看到这还是很和睦的一大家子；夫人称病早不做家务，他每天中午还得再上楼去给夫人做饭；小儿子靠不上，堀内靠不住，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靠他在操作。好在他富有，看上去活得也挺优雅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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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天迅速地成长。考上了大学，申请上了奖学金，大二时还争取到被学校派去澳大利亚交换留学的机会，便辞去了“植田ビル”的这份工。收拾东西走人时，一袭黑衣的保人夫人如释重负般的一句“我已经忍了你好几年了”把我事先酝酿好的应该是真心的一番谢词活生生堵了回去。保人看看我说，“你以后不来这里打工了，但我们的关系不会变，我会继续做你的保证人的。”让我心里微微一热。后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过去看看保人。每次彼此依旧没话，每次我的继任都在变换，我有些眼花。“没人能干得住，受不了那婆子，都跑了”。白头发的堀内撇撇嘴，我就又有些心酸。有一次，堀内送我出来，告诉我社长最近刚刚因为胃癌动过一次手术，从被确诊、手术、再到回来工作，前后20天，几乎都没外人知道。我震了一下。我是从来都不大会仔细去看保人的脸的，所以对他气色的好坏没有任何印象，但他的神态、底气、镇定和有序却是同平时完全一样地自自然然地弥散传递过来的，这个我能察觉。于是忽然觉得这个一直都看不上我的、该是风烛残年的人真是铁打的，他有的是我该去学的地方。2000年春天我母亲来日本探亲时，我们一道去拜访了保人。保人邀我们到他八层金碧辉煌的家，在“植田ビル”干了这么久，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里。他平平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们母子，告诉我们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母亲说她作为家长，对保人多年来对我们姐弟的照顾和帮助表示感谢。他摆摆手，“都是做父母的，盼着儿女能出息的心情自然知道，我们也是能帮就帮，况且你儿子很优秀。”并要我一定把他的后一句话翻译给我母亲，我却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个减号和“巧”字。临走时，他还特意问我母亲是否需要去洗手间，又给了我几件洗得干净的他曾穿过的衣服。我恭恭敬敬发自内心地道了谢，尽管我已不再需要这些衣物。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保人全身都透着一种买卖人的精明和城府。我不知道我一句日语不懂的母亲仅通过如此简单一面是怎么给出的这个判断，我只知道我姥爷家早年在山西开过很成功的客栈。

　　2003年4月，我要离开东京去广岛。走前去和保人道别，植田家小儿子正坐在保人对面堀内的位子上忙着什么，一如既往地无语无表情；不见了白头发“管家”。那一段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我怎么也走不出去的多事之秋，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好久没有来“大林堂”了。我们之间也越发没话。我怀念起“退休了”的那个总是话很多的、曾经因为担心我上学迟到还帮我扫过地的堀内。回去的路上，我绕道去了锦系町白头发堀内老婆开的那家杂货店。白头发堀内头上扎着一条白毛巾正在管自己的家。他见到我很高兴，但旋即一脸旧社会，“给社长打了一辈子的工，这经济一不好，我又老了，马上就踢我走……”我也在一旁跟着搭讪“商人重利轻离别”。但一边是白头发堀内滔滔的苦大仇深，一边却是我心里蓦地一转弯，我感触绵绵，这么多年了，以利益为目标、一辈子都在和别人讨价还价的老东京商人植田延良可是在一直无偿地、不图任何回报地帮着我这个非亲非故的穷小子兼傻小子呀。从我能够来了日本，到我在日本的第一口饭，再到在这个法制社会我一次次续签证、办驾照、租房子、申请奖学金和再次要满地球疯跑时，是他一次次出面替我担保、签字盖章，是他从来不打任何磕绊地迅速为我备齐各种个人材料、包括日本人最忌讳的收入金额证明，是他给了在这个繁华喧嚣的世界举目无亲的我一种多多少少的安全感，也是他在为我承担着各种绝非挂在嘴上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责任和风险。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他，我在日本寸步难行，特别是在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又一身毛病的那两年。对于我，保人这些年在我留日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甚至要大于我的3位导师，而我又何曾以对我导师那样的敬重和感激对待过保人? 我又何曾给过他回报? 不管我们是不是一路的人。我受过还算不错的教育，知书本应该达理，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里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 这成了我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曾对自己的一个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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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岛很安静，于此完成了我人生里很多很重要的角色转换。很多东西也在人近中年时，逐渐清楚和积淀下来。我明白过来，我其实是一度最不愿再去触及在保人手下打工时的我的贫穷寒酸狼狈笨拙以及时常会受到的不被尊重，我其实是一直在回避正视被我的老到的保人一针见血地透视出来的我的致命的弱点。因为它们都曾使由于年轻而单薄虚荣的我沉重和不自信，所以我和保人始终都没有亲近起来，甚至不熟悉了解他。当然，也是他实在太深藏江湖，岂是我一介小民能看透读懂的。所幸最终我还是懂了，他没有错，他有助有恩于我，他是一个尽责的我的人生导师。

　　2007年初，我决定回国任教。整理行李时，我发现我高高的成摞成摞的几堆相集里，竟连一张同保人的合影都没有，也没有他的任何相片。但我也并不太遗憾，因为保人已经在我成长的跋涉中留下了他重重的影迹；因为，我已学会了感谢感恩别人，学会了发自内心地尊重所有依靠自己正当合法的劳动来努力谋生的人；我已不敢再轻易去小看任何一份正当合法的工作，因为，即使看似再轻微再简单，它都有它特有的门道和成就在中，我该去敬畏；还有我能够坦然接受在不同环境情况下自己所相应从事的正当的合法的工作。这些我知道的很早。于是，我挥挥手，满怀云彩。(石小军)